让我们念唵嘛呢叭咪吽

“成龙死啦！成龙被情杀！死在北京饭店！”

地铁门刚开，车厢里冲进一男一女，晃着手上的蓝色报纸。“成龙被情杀”几个大字十分醒目，配着大幅的成龙标准照。旁边是大大的报头《法制明星》，法制和明星这两个收视点击率王牌被天才地结合在一起。

哈！又是这拨人！本来昏昏欲睡的我立刻醒了，看这对男女打仗似的急速呼来跑去。

我旁边坐着的女人真掏出一块钱。卖报的边给她一份蓝色小报，边嚷着：”两块！还差一块！“女人只好又掏出一块。

我正犹豫着，要不要买一份来作纪念呢。地铁关门声响起，这对男女冲了出去。

半截车厢里，已经有三四人手拿蓝色小报，从密密的铅字里寻找成龙怎么死的。

坐我旁边的女人很快阅读完毕，眼睛停在最后一段，看了好几遍。直到我凑过头去，才嘟囔一句：哪儿有呢。

十分佩服这位“办报人”节约预算的能力，因为整篇正文只是普通的成龙简历，只在最后一段提了几句他和多位女星有绯闻，半个字没提“被情杀”。也就是说，这位办报的老兄连枪手都不用请，随便抄段文字堆上去，配上惊悚大标题就齐活了。所以他们只在地铁开门关门这一分钟内卖，被发现穿帮时，人早就没影儿了。

非常好奇这个行当的生意经。如果一个车厢算六块钱，十个车厢也就六十块钱，还搭上脑细胞耗费量，印刷费以及两个人的人工。即使和地铁乞丐比较，这都不算是好生意。不知是不是因为这个，N年以来，我只在地铁上见过他们两次，乞丐天天要见好几次。

大家出个主意，下次如果我碰见他们，怎么样才能让他们告诉我这个行当的历史渊源和生意经呢？

“我被人从12米高的铁架子上推下来了！”打电话报警时，我很大声地描述：“就是在操场边上的铁架子，供学生爬上去运动的那种。”

来的警察手提一台摄影机，往桌上一放，镜头对准我，他自己拿出纸笔：“说吧。所有人都要一一说，一个都不能缺。”开始录口供了。

我顺顺衣服，理理头发，清清嗓子，直视着镜头开始说，但黑洞洞的镜头让人心里发毛，很像在被窥视，于是我脑袋左转90度，冲着警察开始说。此警察长得很MAN，还有双梁朝伟式的电眼，让我很有好感。

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，中小学同学大聚会，大家爬上了操场边铁架子的最上头，坐成一排叙旧。这时有人故意推了我一把，我就摔下去了。（关于伤势的问题梦里居然完全没提到）

我侃侃而谈：谁坐我旁边，我看到不是他。谁谁谁都有不在场证据。只有谁嫌疑最大，很可能是他。

不过帅警察只跟我讨论，那个架子是有12米吗？我仔细回想，刚才明明确定是12米的，有四层楼高，可现在又感觉没有，大概只有两层楼高，6米。最后，我很不好意思地回答，刚才记错了，其实高6米。

帅警察遗憾地说，既然是6米的话，那就不可能立案，口供也不用再录了。

我很内疚，居然记错了这么关键的高度，让警察白跑一趟。

帅警察拿起他的摄影机，忽闪一下迷人的电眼，很有风度地表示没关系，然后走了，还留下可能意味深长的一瞥。

我依然在原地感慨，他是多么迷人啊！

我讨厌这样的梦。本来醒着的时候就挺1984了，希望睡着了传奇有趣点儿，却来个1984无厘头升级版，处处被控制，还要心惊胆战地斗智斗勇，睡着了比不睡还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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场景1：书房兼卧室内。临窗写字台一张。临墙小桌一张，上放电脑一台。小床一张。

传来爆炸性消息，贵州被炮轰了！隐约与民众抗议有关，隐约与镇压有关。

我按下电脑启动键，想上网查查消息。

我的房间里有无所不在的隐形电幕，所有人的房间里都有，时刻监视大家的任何动态。很多人不知道它的存在，有些人知道，但要装作不知道，因为说自己知道也毫无办法。

电幕大概明白我在想什么，于是它出手阻止，电脑上的红灯闪了闪就灭，启动不了。

“KAO！想玩个游戏，看点娱乐小八卦，这破电脑居然这样对我。”我假装浑不知事地嘟囔。

我知道电幕喜欢大家吃喝玩乐、声色犬马，最好在醉生梦死里啥都想不起来。所以，我得装得无脑和纯情。

果然，电脑顺利启动。

装作网上到处溜达，果然看到了炮轰贵州的消息，官方的，原因经过结果一概没提，但我清晰地看到了大大的“炮轰”二字。再想细看，电幕似乎警惕起来，电脑又啪嗒一声灭了。

我郁闷地拿起一本书坐到写字台边，无处发泄，就大声抱怨灯光太暗，骂起娘来。为了平息我的愤怒情绪，电幕在灯光这件事情上决定安抚我，中间灯泡亮度开始加大，我继续抱怨着，左右也多了两个灯亮起来。

好吧。我闭嘴。我不投降，我先忍着还不行吗。

场景2：贵州某学校内大坑边。

我到了贵州。

大坑边上疏朗地站着几个人，我装作无意路过，往坑里看几眼。

一个老师模样的人倒在地上，有一排人在轮流上去揍他，每一个人都揍得他趴下。轮换间歇，他挣扎着半爬起来，下一个人很快上前使他继续躺倒。

我正在思考这和炮轰有没有关系。突然一个清秀学生模样的人窜到了我面前，简直不知从哪儿钻出来的，表情严竣地问我要证件和介绍信。我敷衍着掏出个类似于学生证的温和证件，接着说我有介绍信，等等给你拿。我明白在这里，只有介绍信才有作用，但实际上我没有那鬼玩意儿。趁他问别人时，我赶紧溜走，然而没走多远，他又突然出现在我的正面，看似温和地说：“您的介绍信找到了吗？”唉，我知道，要完蛋了。

一个挺传奇的故事：水泥厂中层领导李支书不满工作调动，执尖刀和擀面杖奔刘副厂长家。刘副厂长不在，李支书袭击其妻女。路过的39岁物业工作人员大罗子上前劝阻，身中31刀身亡。李支书追刘妻女失败，回刘家自刺十多刀，自杀未遂，一年后执行死刑。大罗子获烈士称号。

捧着这个主线惨烈、细节缺乏的故事，我奉命去了解这位7年前死去的烈士，作为清明纪念报道。

晃在长途大巴上，我不断想到“31刀”。《云上的日子》里，苏菲玛索用13刀轼父，唠唠叨叨的导演不住旁白：为什么是13刀呢？本来几刀就杀了呀。13刀，这是不是代表很大的仇恨。如果按这个逻辑，31刀的仇恨该有多么大？

采访很不顺利。本来答应接受采访的父亲、妻子很快又拒绝了。清明的时候要人提这种伤心事，的确太不厚道。可我的任务得完成，只能找领导、朋友、邻居……但仍不顺利。

领导很配合地回答问题。
问：大罗子平时是个什么样的人呢？
答：就是个普通人。不爱说话。
问：能想起来关于他印象比较深刻的事儿吗？
两领导对视，沉默想半天，无比真诚地看着我：实在想不起来了，就是一个非常普通的人。
除了普通，领导还能想起来的是，被救的刘妻的亲戚是市民政局老大，大罗子能当上烈士，大家猜测都与这个有莫大关系。

辗转找到一位和大罗子共事20年的同事，我使劲把话题往大罗子身上扯，但这位同事总是能半句话之后，就说到他们曾经一起干过的治安工作如何如何。他们曾在厂里的派出所一起工作10多年，做警察的工作，没警察的身份，曾经有转成警察的希望，但最终等来的是派出所的撤销。
我问：您和他的私交如何？答：没什么私交，都是工作关系。
再问：那他平时和谁关系比较好呢？答：和我算好了。他没什么朋友。

大罗子的家只和惨案发生的地方隔一个楼道。提到此事，本来闲散着晒太阳的邻居们立刻兴奋，纷纷指点评论。
“平常和他没什么交情，就是点头打招呼。他胖胖的，爱去洗澡，他是物业的人洗澡不要钱。那天早晨他就是洗澡回来，穿个大裤衩，光着膀子，上去劝人家，你别冲动，放下刀，好好说……没想到人家真动刀子了。”男邻居说。
“他要早知道会死，还会上去？估计就是他，把人家火拱上来了。要是人家真想动手，早杀了那母女了。当时母女俩都已经跑出来下楼了。”女邻居说。
邻居们对李支书的兴趣和同情明显更多，他们很快转去议论李支书：听说他人不错，有水平，要不然也不会当上支书，厂里改制时他职务被一降再降，才会有这种事，可惜这人了。
小人物大罗子在邻居们心里只是一个倒霉的替死鬼。厚道点的人会带着点笑意说：“他尸体被装到编织袋里，放到一个工具车上，特别小，都伸不直，看着挺憋屈的，没想到后来还成了烈士。”刻薄些的人则嫌他多管闲事，没起作用还添乱：“他要不上去，没准就不会发展成那样。而且他也没起什么作用，本来只是打那母女，后来杀了他之后，那人没顾虑了，冲上去就要杀那母女，被一个老师拿自行车抡了几下，才算没抓到。”
只有一个邻居说，知道对方有刀他还能冲上去，能做到的人很少。

大罗子留下了一个老婆，至今没有改嫁。一个刚读完小学的儿子，至今已上大学。
刘副厂长家在出事后很快搬离了水泥厂，头一两年问候过大罗子家，之后再无音信。

普通得被身边人只能用“普通”来形容的大罗子，被毫无仇恨可言的31刀捅死了。他的死是因为劝阻行凶，但却被认为基本没起什么作用，还被认为是倒霉鬼甚至多管闲事。他被评为了烈士，但所有人都觉得这有走后门嫌疑。在报纸上的短短消息里，他成了英雄，但他身边几乎没人觉得他是英雄。甚至，他的死都没得到身边人的应有尊重。

这些没法写在我们的报纸上，我只能抹去邻居们的调侃和猜疑，抹去同事的无话可说，编出一点儿悲伤。报纸登出来后，我看到编辑又加进去了根本不存在的眼泪。报纸上的大罗子又变得跟其他烈士很相像了。

那个真正的大罗子，那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憋屈小人物，在他光着膀子冲上三楼，面对着有一点不普通但同样憋屈的小人物李支书手中的尖刀时，即使没有抱着以死挡路救人的决心，也怀着不常见的勇气吧。

好久没记梦了。不是没做梦，是梦得太复杂，醒来后都记不起来。这两天好不容易记住了点儿片断。 

2009.2.24 永昼之夜
窝在出租车右后座，抬表看（其实我已经八九年不戴表了），凌晨0点过几分。
车窗外，太阳仍挂在天角，斜得像要落进地里，但仍坚挺地发光发热。天空黯淡，太阳柔暖。
我一点儿不觉奇怪，我所在的地方是赤道附近，有极昼。（醒来后我为这事敲脑瓜子。人在梦里没有地理知识可以理解，但能把南北极的东西理直气壮地梦到赤道去……脑子这位同志啊……没话说他了）
要去赶飞机的我举着相机，呀呀地感叹，玩了几天要走了，怎么连个相也没照。
还有若干事，只记得这点儿了。 

2009.2.26 落汤猴
大雨之后。
踩着水洼去等公交车。
一幢公馆或使馆前，挂着一个巨大的枝形吊灯或笼子，那个上面，缩着五六只胖猴子。
可怜的胖猴子们全被淋湿了，静悄悄缩成一团。
我踩着路边的矮护栏，站高一点看。猴子们表情凄楚，也看着我。
护栏太窄，踩上去立刻又会掉下来，所以只能踩一次看一眼。
我拿出相机，再踩一次正要拍…… 
电话响了。我醒了。

只是在天涯闲逛，看一张关于丽江旅游的帖子。看到这张照片时我已经跳过去了，不知为何又往上拨了拨滚轮，照片说明“摩梭女”，照片……我傻住了，怎么那么像？盯着那张笑脸，我没有办法移开眼睛，使劲地看。那胖胖的脸，弯着的眼，隐约的酒窝，挑起的嘴角，好像下一秒钟，她就会这样笑着，挑着眉眼，用拖长的调子扯弯的声音喊我“小欣——”，会在我从上铺爬下去找不到梯子杆的时候喊“再下面一点……再下面……好。”

冕，是你吗？是你吗？是你吗？

这儿是你最爱的丽江，这是你活在丽江开个小店的理想。你，真的，以这样的方式，回丽江了吗？真好，真好。

转眼竟然已经两年半了，你永远25岁半，我已经比你大了。

有人说，怀念一个人最好的办法，是常常提起他，让他活在大家的记忆中。这是我最近听到的最有用的话。开始的时候，我没办法看你的照片。现在可以了，盯着看，要更加记清楚你的样子，多说到你。这样，你才会活得更长久。

每次在电视上网上看到听到胡歌，心就缩起来。会想如果没有这个人，冕应该还在吧。然后想如果他不拍《仙剑奇侠传》走红，冕应该还在。如果《仙剑》不被改编成该死的电视剧，冕应该还在。如果……可是，那么多如果都没有如果。他也受了重伤，也一直记着冕。而且那时候，冕提到他，多么眉飞色舞呢！

冕，新年快乐！祈祷，愿冕妈妈幸福！

大年初一值班，四面冷清。银行、小卖部、馆子……一切铺子连着排地关了门。勤劳的商业社会里，这样的景观多么难得。

可怜的我中午饭没着落，被迫花150大毛进楼下食堂吃了顿巨难吃的饺子，然后因为职业需要，拎着包包去地坛庙会。

乌泱乌泱的人群当然是意料之中。不过从平日繁华的清冷处乍迈进这平日幽静的喧闹乡，反差感实在强烈，好像其他地方的人都被各式庙会像抽水机一样吸干，然后一古脑排在了庙会上。

挤来挤去的感觉不会好，但看着那么多人擎着风车、布花、大便玩具、糖葫芦玩具在人群里走着，还是有点儿过年的感觉。




喜欢大糖葫芦玩具。没人给我拍照。只好在门口的灯笼树旁自拍。

“谁毁了梅兰芳的孤单，谁就毁了梅兰芳。”

孙红雷在各个台接受访问，嘴里翻来覆去离不了这句话。他说，导演用这句话打动了他，他立刻决定接演这部戏。

我的第一个反应是：原来孙红雷是个文青。第二个反应是：这句话真装B啊。

后来了解一下背景，这句话是对孟小冬说的。意思是说，你跟梅兰芳好，他就不孤单了，就创作不出伟大的作品了，他就毁了。

真是初级文艺青年的无聊逻辑啊。

虽然我承认，的确有人因为孤独创作出了伟大的作品，比如芥川龙之介。但他一辈子都在试图脱离那个可怕的孤独地狱，而不是刻意地追逐孤独。摆脱不掉的孤独可能会因命定苦痛带来深刻感悟，刻意追逐的孤独则匠气十足，能带来的只是拙劣的“为赋新词强说愁”。

而且，孙红雷说的孤单，不是”念天地之悠悠，独怆然而泣下“的孤单，不是看到人性中不可摆脱的恶的孤单，不是面对庞大制度的无力的孤单，居然是仅凭谈恋爱就可以毁掉的孤单。唉，这种人人都有的孤单，还吹嘘得那么深刻加牛B，陈凯歌虽然一大把年纪了，走的还是初级文艺青年路线啊。

我越来越以为，《霸王别姬》的辉煌，跟导演是谁的关系没有多大。如果它的本子不是李碧华，如果它的演员不是那些人，如果它的制片人不是徐枫，如果它不是裹协着那个时代的峰芒，它不会是现在这个样。而陈凯歌，只是作为一个有些才华的导演，成为所有因素中的一环。然而辉煌的结果把他捧上了神坛，捧上了他本来不可能达到的高度。

年味儿越来越浓了。

地铁门口那个卖糖葫芦的女孩问我，你们什么时候放假啊？我想了想，自己也没搞清楚。她腊月二十七回去，年后再来。我很郁闷，要这么长时间没有糖葫芦吃了。

我一点儿也不喜欢过年。感觉那就是乌泱乌泱的人赶在同一个时候回家，然后吃吃喝喝打麻将，很没有意思。

下班的时候遇上LYS，说起过年他很开心：“我们东北的年呀，可好玩儿了。”

“有哪些好玩的呢？”我盯着他，很想听到一些好玩儿的年。

“比如吃饺子，里面要包枣子，糖，钱……每个都有寓意。现在好像都是包钱了，大家都认钱。”

我吃过这样的饺子，一两次。记不起来是在哪儿，只记得我吃到了糖馅的。包的时候放进去的水果糖，吃的时候已经是糖汁了，味道并不算好，但是吃到了很开心。然而记忆里这样的年太少了。

“再比如放的炮都特别长，我们讲究炮的响越多，来年越红火，有的炮从五楼一直能挂到二楼。年三十能响一个晚上都不断。”

“贴春联很讲究，那个穗……”

“春联还有穗啊？”我好像没有见过。

“有啊，就下面那个，我不知道是叫穗还是什么。”

“家里有直系亲属死了，三年不能贴春联。”

听起来，是有些好玩。

“我们那儿的规矩，领了结婚证女的必须要去男的家过年。我有个姑姑，不大随和，跟婆家关系不好，过年回我爷爷家，被我爷爷打出去了，觉得坏规矩。弄得她都没有地方过年了。”

有没有地方过年，去哪家过年，想想看，对很多人来说都是很重要的事情吧。可是对我来说，很多年前就已经变得没法重要了。

尽管我一直自诩记事力很好，连幼儿园时怎么做克塞－阿尔塔夏公主的游戏都记得很清楚，但让我回想怎么过年，我的记忆力居然只能追溯到初中以后。即使初中以后，我也只能记起去过许多家过年，每年人家不同，漂荡感充足，归属感少有。

再长大一些的年三十，我一个人回家过。妈妈他们要看着铺子，热热闹闹地打麻将。我不喜欢，就一个人回家，躺沙发上裹着大被子，听歌、或者看电视。世界静谧而温暖。醒来的时候，已经是初一中午。

可惜静谧也不长久。大学回家过年时，已经年年战争，总在三十或初一大爆发。于是有了大年初一睡在离家的火车上，硬座却一人一条长椅，无法想象一天前它有多么拥挤。

现在，年于我是平常日子，只是因为很多人回家，添了一堆不便。我不发愁买票，也体会不到他们回家的欣喜。

没办法，过年于我，只有这点儿缘。只是在听LYS说起的时候，突然有了点儿羡慕，其实我也想能够对人说：“我们那儿的年呀，可好玩儿了。”

为了给我的小狗过生所以我准备
送给它一张美丽的画。
想念之心。
小狗你快点儿回来
吧明年春天我一
定带你到别的
山上去玩儿。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——张金惠

映秀，帐篷，心连心学校，黑板，一幅画